墨竹起于唐,盛于宋,光大于元,历代都有高手佳作,至今长盛不衷。历代画竹,在手法上有两种,一是勾,二是写。无论勾还是写都采用“人”字、“个” 字、“介” 字、“分”字组叶。
元代在历史上形成一股墨竹热潮,推动墨竹创作向形式的完美化、技法的规范化,风格的多样化方面发展。如李衍的法度谨严,管道升的清秀纤细,王蒙的纵横淋漓,顾安的风姿潇洒,柯九思的笔墨苍雄,倪瓒的逸笔草草,吴镇的劲简,都使墨竹的造型、寓意、气度韵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
到了清代初年的石涛,集前人之大成,在形肖,笔墨神采、意境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峰,气势磅礴,笔墨淋漓。石涛为墨竹开辟了一个新纪元。清代初年不少画家,赋予了墨竹多种风格面貌。如朱耷的笔简意足,吴宏的洒脱奔放,诸升的工丽严谨,恽格的清润淡雅,李方膺的狂放姿肆,金农的古拙清新,各领风骚。独郑板桥兼备众家之长,创出一种偏于清瘦健拔的格调,再配以自称“六分半书”的“震电惊雷之字”与“掀天揭地之文之诗”,而独树一帜,为时人所重而风行于世。
在中国墨竹绘画史上,画杆、出枝、点节、组叶,各时期的墨竹大师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画法。但画竹最难的是组叶。组叶在结构上有一栖三叶的,有四叶五叶的,有七、八叶至十几叶的,这些组叶从不同角度看上去,因为有透视关系,便有“人”字、“个”字、“介”字、“分”字等不同形式。台湾出版的墨竹谱,记载元代墨竹大师吴镇,为突破以上形式,发明了“友”字组叶法。其画作明快疏朗,可惜没传承下来。
友军“草书佛字连笔组叶法”的创立,把以“写”代“画”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---“以写见意”。以“写”代“画”的提法已不鲜见,而从真实的情况看,能做到实质性的“写”却非擅能自为,尽管“写意”一词已成老生常谈,但真正能称得上写的实不多见于画迹,似或称“画”和“描”更为恰当。中国画的“写意”,“意”是本体,“写”是达意的途径。用草书“佛”字组叶,其书写性特强。“佛”字自身笔划连笔,“佛”字之间又连笔,上下左右任意关连组合,似笔走龙蛇,连绵不断;如行云流水,气韵相生,可谓“写”之极至。友军“写”竹还有一点与众不同,那就是特別強调方笔“露枝”,不仅強化了竹子挺拔坚韧的性格,而且丰富了画面的构成。正是友军“写”竹的“佛字法”和“露枝法”,使自已的作品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。在友军的竹画中,我们几乎看到了与书法同出一辙的精妙状态。
以“佛”字入画,其画作禅意和书卷气跃然纸上,受到同道们的嘉许。成都画院院长田旭中曰:“喜画墨竹者多矣。然自标新路,成一家渊薮者鲜见。孙友军先生精研墨竹有年,所写之墨竹,挺劲多姿,潇洒出尘。其所创‘佛’字组叶法,一扫陈法,另辟新境。禅家尤重顿悟,今友军能于前贤中吸精纳髓,了然于心,开悟于怀,直陈于笔,此诚善学之人,善悟之人也。”四川省书协副主席谢季筠专篇立论:……“友军先生敢于独创,把历来技法承传之‘人’字‘个’字‘介’字‘分’字生衍出‘佛’字连笔组叶,其与佛心相融而相发于画竹,别具风范,脱弃尘俗,韵雅风清,而寓意隽永。”
友军这一创新也得到了宗教界的认同,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宗性大和尚欣然题词:“叶叶明主意,枝枝现佛身”。 四川省佛协副会长、大慈寺方丈在其专论中称:“禅宗的机缘在于‘顿悟’,友军以‘佛’入画,这正是他‘顿悟’后的心灵之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