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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新冠肺炎看“中国瘟疫”

发布时间: 2020-03-12 06:30 来源: 巴蜀在线 字体: [增大] [减小]

摘要: 2020年春节,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后,迅速扩散到全国。瘟疫通常是指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,如细菌、病毒引起的传染病。
      2020年春节,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后,迅速扩散到全国。瘟疫通常是指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,如细菌、病毒引起的传染病。从这一角度说,此次新冠肺炎就是一种典型的瘟疫,被统称为“瘟疫”的各种传染病如鼠疫、天花、流感、霍乱等,而我国历史上,瘟疫记载最早出现在殷墟甲骨文,瘟疫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。

瘟疫,一种急性传染病 
“千村薜荔人遗矢,万户萧疏鬼唱歌。”这是1958年,毛主席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写下的诗句。
当年的血吸虫引发的瘟疫,在南方扩散,死亡无数,人心惶惶。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,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。工作取得明显的效果,疫区余江县人们提出了“半年准备,一年战斗,半年扫尾”的口号,发挥冲天干劲,与瘟神作战。并大力兴修水利,填平沟壑,根绝血吸虫的滋生地,仅用了两年时间,就根绝了血吸虫病。
自古以来,瘟疫袭来,人们几乎没有招架之力。瘟疫蔓延之处,人和牲畜大规模地死亡,尸体成堆,村落一个接一个的消失。惨状用万户萧疏、哀鸿遍野来形容,毫不为过。
那么,对于瘟疫,是如何界定的呢?传统史籍中通常将瘟疫称为“疫”“痢”“瘴疫”或“瘴疠”。现行对瘟疫的一般解释是“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”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传统医学》对瘟疫的权威解释是“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”“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、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”。
由此可以看出,瘟疫最大的特点是发病迅速,传染性强,病情危重凶险,且经常大范围的爆发流行。总的来说,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,如细菌、病毒引起的传染病。除了鼠疫,历史上曾对人类造成巨大影响的瘟疫有:天花、流感、结核病、疟疾、非典等。

抗战后期的梁平霍乱

在重庆地区,最近的一次较大瘟疫记载,是抗战后期在梁平爆发的霍乱。据梁平县志1985年版记载:民国34年,修建飞机场,征调民工3.5万人,因县城人口骤增,给住宿、饮水、解便造成一定困难,加之医疗、防疫条件差,由此导致一场严重的霍乱流行。7月9日,民工中有1093人发病,死亡23人。因缺乏药品,至17日民工死亡200人,至7月底死亡达3000余人。部分民工带病回家,致使霍乱传至乡村,金带乡仅有16756人,患霍乱者1140余人,占总人口的6. 8%,死亡57人,占患者的5%。后经卫生署、军医署、航委会连续派遣医生4批、共30余人赴梁,带来大批药物进行治疗和预防,并通过设立饮水站,改善隔离治疗条件,加之大量民工返家投入秋收,城区人口密度降低,霍乱流行才被控制。

据了解,1945年,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。为适应美国重型轰炸机B-29起降的需要,梁山机场进行大规模扩建。为承受B29降落时几百吨重力的冲击,机场跑道要求长2600米,宽60米,厚1米。(注:四川梁山县于1952年改名“梁平县”,即今重庆市梁平区)6月1日,四川省分配征调梁山、大竹、开江、垫江、达县、万县(今万州)、忠县(又名忠州)共7县民工35000人扩修梁山机场。分配给梁山的民工配额为5430人,实际增加到6230名,7月17日实到7411人。
由于工程浩大,工期紧迫、督促严厉,各县实际到工人数均超过额派人数。此次扩建机场新修跑道一条,长1800米,宽60米,扩建滑行道、联络道、停机坪等附属工程及10多幢营房,限一个月完工,后延至45天,最后延至80天始竣工。
四万余民工在短短数月间内,以血肉之躯浇铸梁山机场。小小的梁平县城人满为患,到处都是修建机场的劳工。劳工们白天干活,晚上,家住县城的还有地方可睡,来自其他地方的只要找块地就直接往地上一躺,甚至连祠堂都挤满了劳工。由于资源紧缺,劳工们的伙食只有糙米,拌点盐当菜,囫囵吃个半饱。由于夏天天气极热,劳工们又拥挤,无法保障卫生,吃喝拉撒全在护城河(大堰)里,四处苍蝇乱飞,民工们身上长满了虱子,有伤口感染了的流脓不止,突如其然地爆发了霍乱。 

“建安七子”5人死于瘟疫
疾病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,中国自古就有瘟疫。殷墟甲骨文已有“虫”“蛊”“疟疾”“疾年”等文字的记载。“疠”字可见于《尚书》《山海经》和《左传》。
瘟疫,在生理上让人们虚弱甚至死亡,在心理上使得人们惊慌失措。《周礼》《礼记》中都有“以索室殴疫,大丧”“民必疾疫,又随以丧”等记载。并且,人们还对“疫病”的发病规律有了朴素的认识,《周礼·天官·疾医》载:“四时皆有疠疾,春时有脔首疾,夏时有痒疥疾,秋时有疟疾,冬时有漱上气疾。”而到了秦代,“疫病”更为可怖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:“十月庚寅,蝗蟲从东方来,蔽天。天下疫。”
汉朝,公元2年,青周大疫,汉平帝诏曰:“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 《后汉书·志第十七·五行》记载大瘟疫14次,其中记载发生确切时间的有9次:“光武建武十三年,扬徐部大疾疫,会稽江尤甚”,又有“延光四年冬,京都大疫,民多病死,死有灭户。人人恐惧,朝廷焦心,以为至忧”,又如“建安二十二年,是岁大疫”等,基本都发生在冬季。
三国时期,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冬天,北方发生疫病,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:“亲故多罗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一时俱逝”。除孔融、阮瑀早死外,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。
    曹植《说疫气》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:“建安二十二年,疠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。”
唐代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始于贞观十年(636年),终于大顺二年(891年),255年中共爆发21次瘟疫。瘟疫时而与自然灾害并行,如《旧唐书37·五行志》记载了永淳元年六月的一场瘟疫:“关中初雨,麦田涝损,后旱,京兆、岐、陇螟蝗食苗并尽,加以民多疫疠,死者枕籍于路。”
两宋时期,瘟疫发生比较频繁,北宋的168年里,至少有59年发生过疫灾,南宋的152年里,仅都城临安一地就爆发了15次大瘟疫。《宋史62·五行志》有:“江南频年多疾疫。”
明朝从朱元璋称帝至崇祯殉难的277年里,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,甚至还有一年爆发多次瘟疫的惨状。清朝从入关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96年里,有78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。至光绪二十一年后,爆发了京师直隶大疫、1902年黑龙江瑷珲霍乱流行、1910年东北鼠疫三场大瘟疫。

中国瘟疫“大事记”
据统计,中国历史上的瘟疫以肺型为主,历史上大约3-20年就会发生一次,主要集中在10-2月这四个月里。
最早记载人类瘟疫最恐怖暴烈、死亡人数最巨大的,则首先当数公元468年的中国,其时,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湖北、安徽等地发生疫病,死亡人数达14至15万人。
自此,中国历史上各地瘟疫不断。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,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,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。据《医史文献》记载,部分瘟疫史料如下——
1232年,河南,不到50天,死亡9万人。
1308年,浙江,死亡超过2.6万人。
1331年,河北,部分地区90%以上人口死亡。
1358年,山西、河北,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。
1401年,山东,2.8万人死亡;福建,2.5万人死亡。
1408年,江西、四川、福建,7.8万人死亡。
1633年至1644年,直隶、山东、浙江等地发生鼠疫,但仅北京就死亡20万人以上。
1772年,云南,31个县流行鼠疫,25.3万人死亡。
1853年,河南,超过一万人死亡。
1856至1900年,云南86县流行鼠疫,死亡人数超过73万人。
1867至1889年,广西北海等14个县9900死于鼠疫。
1884至1953年,福建57个县、市71万多人死于鼠疫。
1887至1919年,内蒙东部52万人死于鼠疫。
1896至1917、1946至1948年,台湾鼠疫死亡3万多人、2万多人。
1901年,香港数月内每周死亡百人,计共死亡1509人。
1903年4至8月,香港鼠疫,死亡915人。
1905至1942年,陕西鼠疫,死亡一万多人。
1910至1911年,东部鼠疫,黑龙江、吉林死亡2万多人;同期肺炎流行,死亡6万人。
1910至1913年,中国和印度发生鼠疫,死亡数百万人。
1917年,内蒙古流行肺鼠疫,波及6个省市,死亡1.46万人。
1920至1921年,东北第二次鼠疫流行,死亡9300多人。
1928年,内蒙西部鼠疫流行,波及17个县、市、旗,死亡3039人。
1929年8至9月,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发生霍乱,死亡3000人。
1929至1950年,浙江鼠疫流行,死亡5576人。
1932年8月7至10日,哈尔滨暴发水灾,霍乱、猩红热、白喉、麻疹流行,死亡人数未进入统计。
1932至1934年,吉林鼠疫流行,死亡3243人。
1933年9月20日,东北两个城市鼠疫,死亡1000多人。
1933年10月1日,中南地区发生可疑疫病,造成5万人死亡。
1937年7月,香港霍乱,死亡1100人。
1938至1949年,云南15个县、市,流行鼠疫,死亡4804人。
1942年,北平、西康等12省市流行霍乱,死亡2.8万多人。
1942年至1948年,流行鼠疫,人数未计。
1945至1948年,吉林再次鼠疫大流行,死亡9181人。
1946年11月,香港820人患天花,死亡530人。
1947至1948年,内蒙古东北部18个县市鼠疫流行,死亡3万多人。
1949年以前,中国性病泛滥,患者达1000多万人。
1949至1992年,中国尘肺发病人数激增,至1992年9月达47万人,死亡达20%。
1952至1953年,辽宁西部疟疾暴发流行,死亡268人。
1972年,上海市皮炎大流行,患者大概50 多万人。 

后记
近年来,虽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,人们保健意识逐渐增强,但新的传染病仍不时爆发,危及着人们的生命健康。
2002年,非典型肺炎(SARS)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,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,这是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。2006年,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(H5N1),同样让人们感受到了全球大流行疾病带来的恐慌。
2020年1月12日,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“2019新型冠状病毒(2019-nCoV)”。2月8日,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发布关于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的通知: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一称谓为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”,简称“新冠肺炎”,英文简称“NCP”。 
历史的漫漫长河中,中华民族历经磨难,多少次遭遇战争、天灾、瘟疫……从某种程度上看,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与灾害作斗争、战胜灾害并发展兴旺的历史。
任何时代,瘟疫的流行都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影响。历史雄辩地证明,在人类与病毒的共同进化中,生产组织有力,能战胜疫情则文明兴;生产失序,不能战胜疫情则文明衰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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